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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人才赋能边疆高质量发展******

　　作者：柴真（石河子大学党委书记）

党的二十大报告从“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强化现代化建设人才支撑”的高度，对教育、科技、人才事业进行一体化部署。科技创新离不开人才支撑，高校作为培养和集聚人才的主阵地，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只有切实提高人才自主培养质量，聚天下英才而用之，才能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坚实的人才保障和智力支持。

地处西部边陲的石河子大学自诞生之日起，就致力于为屯垦事业培养汇聚大批英才。73年砥砺奋进，学校初心不改，努力建设具有兵团特色的人才高地，为边疆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新动能。

精心育才，谋长远之计

人才是支撑发展的第一资源，关口前移，源头施策，就必须持续加强高质量人才队伍建设。石河子大学始终把人才工作摆在突出位置，培养造就了一支高水平师资队伍和一大批“下得去、留得住、用得好”的高素质人才。近年来，学校新增国家人才计划入选者27人、国家教学名师1人，新增教育部创新团队2个，“全国高校黄大年式教师团队”2个，60%以上的毕业生留在新疆和兵团建功立业，真正为边疆经济社会发展培养了人才、留住了人才。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培养造就大批德才兼备的高素质人才，是国家和民族长远发展大计。石河子大学将以党的二十大精神为指引，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人才工作的新理念新战略新举措，坚持党管人才原则，深入推进人才队伍建设“精准提拔一批、全力帮扶一批、重点奖励一批、全面培养一批、柔性引进一批”工程，通过对口支援计划、部省合建计划、高层次人才队伍建设支持计划、青年创新拔尖人才计划、“攀登计划”等政策，持续加大高层次人才和新进人才的自培力度，实现人才发展体制机制的全面优化。同时，学校将紧紧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用兵团高校的红色底蕴启智润心、培根铸魂，以兵团精神育人导向深化学生理想信念教育，以学科动态调整对接国家、兵团战略发展和区域人才需求，为培养有理想、敢担当、能吃苦、肯奋斗的紧缺人才、战略性新兴产业人才以及民生急需的专业人才打下坚实基础。

多方引智，汇发展合力

聚天下英才而用之，才能加快建设更具竞争力的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多年来，石河子大学坚持用好用足西部和兵团人才政策，完善学校配套措施，国内外引智工作不断取得新成绩。五年来，学校新增中国工程院院士1人、双聘院士1人、院士工作站在站院士3人，引进国内绿洲学者107名、国外绿洲学者2名，专任教师中具有博士学位人数增加6%。其中，“面向绿洲生态的农业化学品工程学科创新引智基地”入选“高等学校学科创新引智计划”（简称“111”计划），实现了学校在国际人才引进方面的重大突破。

在深入实施人才强国战略的时代背景下，石河子大学将继续在汇聚人才上发力。通过“绿洲学者”“聚贤工程”等项目，不断完善高层次人才流入的制度保障。充分发挥事业的拴心留人作用，着力加强内涵建设，将高端人才引进与事业平台搭建有机结合，以一流学科为引领，以“高峰、高原、高地和培育学科”四级学科生态体系为基础，以博士点、重点实验室、工程中心、文科基地建设为抓手，全力为一流人才提供一流创新平台，实现人才发展与平台建设相互促进、共同提升。持续深化改革，推进落实放管服，健全评聘考贯通的考核评价机制，扎实做好评价考核激励后半篇文章，营造更加多元、更加开放，也更具吸引力的人才成长环境。

人尽其才，显时代担当

高校作为科技创新的策源地，如何更好地面向国家战略需求、服务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是必须回答好的时代命题。石河子大学始终坚持“以服务为宗旨，在贡献中发展”的办学理念，充分发挥人才资源和智力优势，引导师生把论文写在边疆大地上，努力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贡献石大智慧和力量。

2022年，石河子大学各级各类科研项目立项合同总经费比去年增加30%，创历史新高。围绕巩固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学校以科技特派员专家团队服务项目为抓手，发挥科技服务社会功能，赴基层连队、村庄重点围绕特色林果、设施农业、医疗综合服务等方面开展科技服务，共培训基层职工、农民9000余人次，服务带动农户5600余户，共带动受援对象增收近300万元，有效推动科技成果加快向现实生产力的转化，助力区域产业大发展。

党的二十大为学校更好地服务国家战略需求指明了方向。学校将着眼科研创新长效机制的建立，加强有组织科研，积极参与“揭榜挂帅”项目，主动承担国家、兵团重大科研项目，努力解决“卡脖子”技术问题，培育更多科技领军人才和科研创新团队，产出更多具有标志性的重大科研成果。立足兵团产业特色，学校将在荒漠生态、盐碱治理与农业提质增效、健康养殖、农产品加工等领域进一步加强应用技术推广与示范；瞄准区域长远发展需求，学校将继续推进兵团能源发展研究院建设，配套设置相关专业，在人才培养和科研转化上双管齐下。以科研团队为基础，以学校合作企业、“访惠聚”工作队和定点帮扶单位为基点，学校将持续组织专家教授深入基层团场和地方县（市）开展技术推广、培训和咨询服务，深化“专家+工作队+职工”“技术+产业”的科技合作模式，为兵团经济增长、转型升级、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

踏上波澜壮阔的新征程，石河子大学将深深锚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宏伟目标，坚定不移贯彻落实科教兴国战略，继续扎根兵团，赓续红色血脉，以更有激励性的人才培育机制、更有吸引力的人才引进政策、更有竞争力的人才发展平台，书写好不负党之所期、国之所系、民之所愿的“人才戍边”新篇章。

　　《光明日报》（ 2022年12月29日 05版）

东西问丨霍巍：为什么西藏文明轨迹始终向东发展？******

　　中新社成都1月17日电题：为什么西藏文明轨迹始终向东发展？

　　——专访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所长霍巍

　　中新社记者贺劭清岳依桐

　　中国西藏地区的文字出现于公元7世纪吐蕃王朝建立以后，此前漫长的时段无文献可据。由于传统藏学研究主要依赖汉、藏文献和极少量的吐蕃金石、简牍材料，无法解决考古学上关于西藏人类起源、农业起源、文明起源的关键性问题。经过数代中国考古工作者接力，这些问题实现突破，西藏考古的话语权逐渐转移到中国学者手中。

　　科学考古证据显示，西藏的文化和文明始终和中国内地紧密联系，为何其文明轨迹始终向东发展？西藏考古如何为全人类提供“高原文明”独一无二的世界样本？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院长、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所长霍巍日前就此接受中新社“东西问”独家专访。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西方考古工作者在西藏地区的考古工作有何建树与局限？中国对西藏地区的考古工作最早可追溯至何时？

　　霍巍：西藏考古可以说是一门国际显学，在西藏和平解放前，以“藏学家”身份进入西藏进行“考古”“探险”活动，可以说是西方学者的“专利”。其中代表人物是意大利人朱塞佩·杜齐，他在西藏佛教艺术研究、西藏西部的部分遗址考察方面做出了一定成绩，但总体而言，科学性不强，比较零散、不成系统，且大部分工作以地面采集、寻访为主。

　　虽然西方学者曾一度开启西藏考古之门，但真正科学意义上的西藏考古工作是在西藏和平解放之后才真正兴起。以著名考古学家童恩正教授在西藏昌都卡若发掘了新石器时代的卡若遗址为标志，西藏考古进入地下发掘阶段。

　　这个距今约5000年左右的遗址，第一次将西藏高原史前人类生存活动的科学证据揭露于世。原来早在新石器时代，西藏高原已有定居人群。他们用骨针缝纫衣物，会种植小米(粟)，制作陶器，甚至还会用动物骨头、陶器残片和远方输入的海贝制作精致的装饰品。考古工作者在获取大量科学材料的同时，提出了卡若遗址的先民与中原文化、黄河流域新石器时代文化之间相互交流的问题。

　　中新社记者：西藏考古的话语权，如何从西方学者逐渐转移到中国学者手中？

　　霍巍：在各民族考古工作者不断努力下，中国在西藏考古学上关于人类早期文明最主要的三大关键性问题，即人类起源、农业起源、文明起源，这些过去西方学者很少涉猎、且缺乏科学考古材料的领域不断取得突破。西藏考古的话语权逐渐转移到中国学者手中。

　　举例来说，早期人类是什么时候踏上青藏高原这个问题，西方学者几乎无解。近几年通过中国学者的努力，我们可以有把握地讲，距今5万年前左右，人类已经定居在青藏高原，开始了他们的文明创造。在5000年前左右，已经有了像卡若遗址这样的新石器时代农业聚落，人们在这片土地学会种植小米，随后引进了青稞。

　　即使是进入有文献记载的西藏历史时期，考古学仍然在很大程度上改写、丰富着西藏历史。如我们在中尼边境吉隆发现的唐代官方使节王玄策所建《大唐天竺使出铭》石碑。这块石碑的发现是目前实证唐—吐蕃—天竺道路的唯一实物证据，比今天大昭寺前的唐蕃会盟碑要早出一百多年。

　　这项20世纪以来中印交通史、唐蕃交通史上最为重大的考古发现，说明中国学者利用天时地利之便，在西藏考古领域不断取得新成果。目前中国考古工作者提出的关于象雄考古、吐蕃考古、高原丝绸之路考古、西藏佛教石窟寺考古等前沿性的学术课题，已引起国际藏学界高度关注，其研究成果日益得到中外学术界的高度认同。

　　中新社记者：《大唐天竺使出铭》是否实证了传奇人物王玄策的存在？能否展开讲讲这一石碑的出土过程和意义？

　　霍巍：文献曾记载，在吐蕃时期，也就是公元7世纪左右，中印之间有一条重要的国际通道，唐代使节王玄策曾利用这条通道前往印度。王玄策第二次出使时，遇上天竺内乱。王玄策和他的副手在吐蕃松赞干布、文成公主以及泥婆罗的帮助下，帮助天竺平定内乱，完成了这项出使工作。

　　虽然在不少海内外的民间故事中，王玄策常以“大唐第一猛人”的形象出现，但在《大唐天竺使出铭》发现前，学界对唐代中西交往史存在诸多疑惑，无论是王玄策，还是关涉出使路线的蕃尼古道，都对其存在与否有着极大质疑。中外考古工作者曾多次探寻这条古道的遗迹，如19世纪末法国学者烈维·格里逊为了寻找王玄策当年在印度耆崛山所建碑铭的遗迹，曾经亲临实地考察，但最后却不得不“顾此山草木蔓愆，攀登甚难，失望而返”。

　　1990年6月，我们在吉隆考古调查期间，在当地民众帮助下，寻访到了一块宽81.5厘米、残高53厘米，悬挂着哈达、涂满了酥油的碑刻。老乡长告诉我们，当地藏族民众对这块刻有汉字的“石头”十分崇敬，认为是可以保佑地方平安的“神灵”。

《大唐天竺使出铭》碑铭局部。受访者供图

　　擦洗碑刻后，碑上的文字逐渐显现，首先映入眼帘的便是用篆字书写的额题“大唐天竺使出铭”。这方碑刻虽已残损，但还残留有阴刻楷书24行，从书法和格式上都具有唐代碑铭的特点。经考证，它记录了王玄策第三次出使，是目前西藏发现的年代最早的唐代碑铭，也是唐—吐蕃—天竺道路的重要实证。

　　中新社记者：为什么西藏文明的轨迹始终朝东发展？西藏考古如何为全人类提供了“高原文明”独一无二的世界样本？

　　霍巍：青藏高原是地球上平均海拔最高的地区，长期被认为是“人类生命禁区”。西藏考古的科学发现，用大量实物证据打破了这一神话，并提供了早期人类为什么能适应高原、在高寒缺氧的情况下生存发展的人类学依据。

　　此外，西藏考古还从文化特征上，向世界展示生活在高原上的人群，如何通过他们的艺术创造，在宗教、美术、哲学等方面形成自己的文化特色，成为了非常重要的西藏文化符号。

金刚亥母。刘宝成摄

　　通过西藏考古还让我们看到，从史前时期到各个历史阶段，生活在这片高原的人们，他们总体的发展趋势是东向发展，和内地紧密联系在一起。

　　如早在5000年前，卡若遗址的先民就已经和黄河上游地区发生了很密切的联系；唐代的文成公主、金城公主进藏，带来了中原地区先进的宗教、文化、制度、典章、服饰和技术，促成吐蕃加速融入到以唐朝为中心的中华文化圈；元朝西藏纳入到中央行政管辖，从此奠定了西藏与中央政府之间的从属关系，直到明清民国都未曾改变。

　　这些历史事实都足以证明，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如果我们问西藏文化的底色在哪里，西藏文化的底色是在东亚文化圈，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大家庭中的一员。(完)

　　受访者简介：